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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院札记之三: 胖子邱吉尔的名言  

2012-03-13 00:1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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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3日

  

鲁院开学的首次讲座请来的是中央党校教授、哲学博士周熙明。主持人介绍,周熙明先生是《现代决策者文丛》主编,《每周经济评论》最终审阅人。长期从事哲学和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思想的本性》、《在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等。

周熙明先生儒雅地坐在讲台上,他是来讲一个关于六中全会中国文化建设的新理念与新思路的问题。他开宗明义:“文化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复兴,对于人民未来的幸福至关重要。”他接着引用北京文联陈启刚的话:“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首先要坚持在文学作品里体现中国的价值观。”他从天人合一、道器不二的哲学思想谈起,从先秦到明清,从科学到信仰,从人类的价值观到我们惯常的思维模式,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让我们耳目一新。

教室里安静极了,我们倾听着博学者的宏论,生怕漏掉他所阐述的每一个观点。

他谈到六中全会对文化功能的崭新定位。他认为,六中全会实现了五个突破:一是突破了很长时间以来对文化功能的狭隘的碎片化的理解,放宽视野看文化,看到文化的各种面相、各种维度。二是突破了表象化和纯功利化的理解的局限,把握了文化的本质性力量。三是突破了古典时代和经济时代对文化思考的方式,为未来中国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四是突破了对传统简单肯定和粗暴否定的一种局限,能够坦然面对传统,进行创新。五是突破原来旧的意识形态、“左”的意识形态留给我们的一些经济思维和政治思维的局限,形成现代文化思维水平。


  这是一些很深奥的哲学归纳,但周教授的讲述却是那样浅白。在关于对文化狭隘的碎片化的理解的局限的突破上,周教授引用了台湾女作家龙应台所谈到的作为一种态度的文化来告诉我们什么叫“有文化”:

对自己有自尊不苟且,对他人能尊重不霸道,对环境能爱护不掠夺,对历史有敬意不轻薄。

这是一个关于品味、道德、公理与智慧的话题,却能让我们从中窥探一种与生命同在的肉眼所看不到的人生态度。这是一种对文化的深刻洞悉,是一种对文化的广义探索,是一种对文化的朴素定义,它打破了思维的物像,从文化原始定义的桎梏中跳出来,让人能如此清晰地理解文化于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的基本意义。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门是无风而自开的?这是木心说的;每一颗搏动的心都是带血的。这也是木心说的。我们不难理解“文化它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了,文化就是我们所做的事以及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的理由,是我们希翼的结果和我们为什么这样想象它,是我们所感知的东西和我们如何表达它,是我们怎样生活和我们以什么方式面对死亡……

      当晚我再次去看了大型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这部2006年没能看完整的电视纪录片,今天看来,又有一番震憾在心头。纪录片通过采访百余位专家学者,描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九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并总结了大国崛起的规律。

大国,永远是历史的天空中最亮的星辰;大国兴衰,则始终是历史研究的不变课题。 从撬动历史的主角-----那些今天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香料胡椒粒将葡萄牙推向历史前台的变故开始直到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 不可否认的是,西欧国家的兴起,几乎无不是以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除了技术进步对于西方国家兴起的推动,文化、思想变革和认知进步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忽略的重大因素。

纪录片中有一个事例让人深思。牛顿去世后,英国以隆重的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王公贵族的墓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他成为第一个安息在此的科学家。出殡时抬棺椁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涌向街头为他送行;在教堂合唱的哀歌中,王公贵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们一起向这位科学巨人告别。目睹了牛顿葬礼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为之深深感动,他感慨道:“走进威斯敏斯特教堂,人们所瞻仰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人物建立的纪念碑。这便是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敬。”

 

   纪录片中有一句话更让人为之动容。那个能记12万英语单词,手拿雪茄烟的大胖子----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这个被称为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领袖在文化与利益的考量后,认为身材短小、来自偏僻乡村的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份量远远高于殖民地印度日进斗金的份量。 

 

   牛顿与莎翁, 他们,一个以力学定律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一个以37部不朽的戏剧和十四行诗展露出惊人的才华和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洞察力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

 

    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有一座花了50年才建成的圆形建筑----“环球剧院”。英国人用这座可以容纳1600名观众的景观来表达他们对莎士比亚这位被马克思称为天才的伟大戏剧家的怀念之情。

   

     我的思绪回到了周熙明先生的课堂上,在他的讲课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孰好孰坏?周教授的定论合乎了中国人的思维定势,他认为单纯地比较中西方文化是不确切的,从外围的工具认知系统来看,西方文化比我们先进;从审美情感系统来看,双方文化各有特色;而从核心价值信仰系统来看,我们应该从对民族传统的轻薄态度回归到文化的寻根问祖。

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周熙明先生的观点无疑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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